两类煤矿要减产，涉及产能超亿吨！

违约的前景和不断恶化的资产质量使放贷机构对向开发商放贷态度更加谨慎，特别是较小的开发商。

进入 许成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动力 。虽然台湾省直到1980年代末才真正全面实施这一宪法，但从地方选举做起的渐进的实施宪政过程，决定性地帮助了台湾的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全面落实宪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体（人均GDP超过许多欧盟国家），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社会的基础。

这个体制改革会从根本上调动起公民和各级官员的动力，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保证以创新为基本动力的长远发展。以上前两点问题加上自身利益，使得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扭曲目标。首先，政府要应对市场失灵。组成政府的人本质上与商人、经理、学者、工人没有大的差别，都是普通人。由此可见，软预算约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威胁金融稳定。

至少可以从县市级起推动，保证地方立法机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税行为。但是这个奇迹只是暂时的。建立类似美国的"一般责任债券"制度，由地方政府发行期限在20年以上的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债券，由财政负责偿还。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了70%，折射的是以债务为主要支撑、重要依赖和持续动力推动GDP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本质，尤其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中国只有通过发债达到扩大支出、稳定总需求的目的。） 由此可知，中国的债务总量可控。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厘清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公益性债务和竞争性债务、自偿性债务和代偿性债务的关系，同时也可加快债务透明化进程、加强债务项目的成本约束，此外还可清晰政府管控债务风险的方向和重点。本文系FT中文网编辑就"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话题，对张连起采访后的整理稿，并经作者审核） 进入专题： 地方债 。

还可采取资产证券化、国有资产变现、发行市政债等措施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开前门、堵后门"，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然而，结论性数据的公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且有可能错失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的最佳时机。首先，通过编制中央、地方两级资产负债表，完善透明机制，并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因此，要化解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修明渠、堵暗道。同时，结构性风险突出，个别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率达100%、200%，偿债压力非常大。

由于高速公路、地铁、城市基础设施等设施属于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建设，但考虑到这类投资项目回报率一般低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因此，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因为债务的增加而持续恶化，这也是业内担心地方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此外，现阶段投资者已经将地方债看作准国债，在背后有政府信用的平台公司发债和民间企业发债之间，投资者更倾向于无风险的前者，这也导致了地方债的快速扩张，同时这种模式使得政府与市场界限模糊，资源配置更加向政府倾向。但是从债务率（债务/GDP）以及资产负债率（债务总额/资产总额）两个数据看，前者，地方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30%多，中国政府性债务相当于GDP的53.3%，低于60%的警戒线，而后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政府资产总额接近600万亿，总负责不到300万亿，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警戒线早在八年前，我就步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简称CSFB），开始了我的暑期实习生涯。

他们还有权——那是超出在Le Bernardin订到一张桌子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华尔街。

翻译：张薇、王湛 进入专题： 华尔街 。我希望，我们都能正视这个事实：财瘾之所以能对我们国家产生如此大影响，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我当时正在和他们中的一人及其他几名交易员开会，他们在谈论新的对冲基金规定。但慢慢地，情况开始好转——我开始意识到，我的钱已经够用了，如果我需要赚更多钱，我也有这个能力。那场景就好像交易员正在太空船里玩电子游戏。看看任何一个报摊上的杂志封面吧，都是名人和CEO们的醒目头像，超级富豪在我们的文化中是神一般的存在。22岁时，我也这么认为了。我最近收到了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的邮件。

团结起来，我们说不定可以为世界做点真正的贡献。为了看看哪个前同事升职了，我到处搜索新闻。

我总是满怀妒忌地看着那些比我赚得多的人。我问道，可是总的来说，它对这个系统更有好处，不是吗？整个房间都安静下来，我的老板严厉地白了我一眼。

但是我的财瘾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我如此聪明、如此成功，所以，理应由别人来讨我开心。

2008年市场崩盘时，通过卖空高风险公司的衍生品，我赚了一大笔钱。我有市场欢迎的那种才华。是的，我思维敏捷、长于计算。唯一一件和实习职位同等重要的大事是我的女友，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排球队的新人。

不过一周后，一名只比我入行早四年的交易员被CSFB挖走时，拿到了9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我奖金的22倍，一开始，我是既妒忌又惊讶，然而一想到这个行业能挣这么多的钱，我就变得兴奋不已。

2010年，我已经逐渐减轻的财瘾最后发作了一次，我要求获得800万美元的奖金，而不是360万美元。也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共同面对我们的瘾。

如果你认同我的文章，但又不愿辞职，那么，至少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一小步吧。每当提到加税，我能从他们的语调里听出愤懑之情。

我想要更多的钱，这就和一个酒鬼还想再来一杯的理由如出一辙，那就是我上瘾了。在绝望之中，我给一位之前曾不情愿地见过数面的辅导员打了电话，向她求助。华尔街就和吸毒者的情况一样。然而，我依然受到妒忌的困扰。

已故的社会学家、剧作家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在1980年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对财富上瘾的症状，但是上瘾的研究者们很少关注这个概念。在发放奖金前的几个月里，交易大厅开始让人感觉就像《火线》(The Wire)里没有了海洛因的街区一样。

尽管经历了彻悟，但离开这一切仍非易事。人们都觉得离开的想法是发疯，这愈发让我难以下定决心。

父亲相信，钱能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在华尔街，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够了的感觉很少见。